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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蘭瓦赫寧恩大學的拉鋸戰 專訪三位校園環境運動者 2019年06月06日 上稿編輯： 鄒敏惠 文：黃于恬（荷蘭瓦赫寧恩大學森林與自然保育碩士）週五下午，荷蘭典型的陰鬱天氣，這群來自世界各地的瓦赫寧恩大學學生（Wageningen University Research），正用行動挑戰校園內去政治化的科學氛圍。「大學的角色是去告知，用研究和證據讓所有荷蘭的政黨明白氣候變遷的急迫性。我了解你們的訴求，但我們達成目的的手段是不同的……」瓦赫寧恩校方婉拒氣候行動者的訴求，他也提到，瓦赫寧恩被評選為全球最永續的大學，他們已經在相關議題上做了很多。失敗了。同樣站在竹子搭建的講台上，學生主持人接過麥克風，現場陷入短暫的沉默。主持人露出尷尬的笑容，試圖重整情緒，繼續強調，瓦赫寧恩大學作為世界一流的農業大學，除了研究以外，應該為氣候變遷發更多的聲音。荷蘭瓦赫寧恩大學（Wageningen University Research）是全球在食品、環境與生命科學方面的頂尖研究機構，多次在農業與林業領域排名世界第一。瓦赫寧恩不僅在課程設計和研究上著眼於永續議題，在由UI GreenMetric發起的全球永續大學的評比中也取得第一名的成績 [1]，其評判標準有校園內的能源、水資源利用、交通、永續教育等等。5月17日，一群瓦赫寧恩大學的學生聚集在草坪上，參與「反抗滅絕－瓦赫寧恩（Extinction Rebellion Wageningen）」舉辦的氣候遊行，他們以氣候之名號召學生，向校方提出四點訴求，包含校園必須在2025年達到碳中和、課程設計必須將氣候變遷納入其中等[2]。放眼望去，好幾位身穿螢光橘背心的學生，舉著「反抗滅絕」專屬的旗幟穿梭其中，那炫目的橘色彷彿帶有警示意味。這場氣候遊行像是一聲哨響，集結許多校園的永續團體，而他們的集結帶出了幾個有趣的詰問：為什麼世界最「綠」的大學還需要這群環境運動者？行動主義（Activism）在校園的角色又是什麼？在瓦赫寧恩大學裡，又衍生出哪些不同形式的行動主義？ 街頭上的警示聲響「很多氣候變遷相關的研究已經發表了，但似乎很少人聽到，或是刻意的迴避它，因為這個議題太複雜了，所以人們傾向不採取行動。」Malik說著。Malik是「反抗滅絕－瓦赫寧恩」的創辦者，也是這次氣候遊行的主辦人之一，他坐在教學大樓前的草地上，頂著一頭率性捲髮，身上穿著藍色燈芯絨外套，別著幾枚反抗滅絕的徽章，慢慢地訴說反抗滅絕的使命。反抗滅絕起源於英國，是近期興起的環境社會運動，透過直接與非暴力行動使眾人意識到當前的氣候與生態危機。反抗滅絕最著名的行動莫過於去年11月17日於倫敦的大型示威活動，群眾以氣候之名佔領了倫敦幾座主要的橋樑，阻斷交通，迫使英國政府在氣候議題上做出更多承諾。包含Malik在內的幾名瓦赫寧恩學生因此受到鼓舞，他們認為，瓦赫寧恩作為歐洲農業與生命科學的龍頭，僅僅是科學研究，已不足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，大學應更多地公開呼籲荷蘭的政治決策圈，採取更多直接手段來解決問題。今年1月，他們在瓦赫寧恩成立反抗滅絕的支部，在地方上響應這場全球環境運動。「這所大學教我們如何使用氣候智能型農業（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），投注很多錢在創新技術上，教我們如何養活自己，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但還是忽略了導致氣候變遷的真正原因，沒有去處理真正在破壞我們維生系統的污染者。」Malik在訪問中多次提到南非，那個擁有不同族群創傷歷史的國度、他的故鄉，扣合著Malik在異地追尋的歷程。「人民在抗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，他們讓國家無法正常運作，如果國家因此損失了一點經濟生產力、喪失了使用暴力的合法性，那這會使他們更傾向採取行動去改變現狀，行動主義者做的其實就是展現我們現有的體制失靈了，這是一個不能繼續走下去的體制。」同理，Malik認為我們正陷在一個指向斷崖的體制，如果這些抗爭示威能創造一個個歷史性的時刻，如同在倫敦發生的阻斷事件，那便形成改變的契機。 凝視校園與化石燃料的緊密網絡「我們的目標是要斷掉瓦赫寧恩大學和這些化石燃料企業的關係，撤除大學投資在這些企業的資金，轉往投資更永續的公司。」Minke是「化石自由－瓦赫寧恩」（Fossil free Wageningen）的成員，訪問那天她盤腿坐在草地上，穿著無袖的嫘縈上衣與牛仔褲，面向陽光時，細長的金色睫毛在眼下形成陰影。化石自由運動（Fossil free）是國際氣候組織350.org所發起的草根性公民運動，要求邁向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願景，並停止資助任何化石燃料產業。「化石自由－瓦赫寧恩」是這場運動在地化的展現。即使是這所號稱全球最永續的大學，也被捆縛在與化石燃料纏繞的體系中。去年，殼牌石油（Shell）在瓦赫寧恩辦了一場世代發現活動（Generation discover festival），以推廣科學與技術之名，進駐校園展開教育活動。當時的Minke與化石自由的夥伴在場外抗議，他們不滿學校讓他們心目中非永續的公司在校園裡教育年輕人，一旦殼牌石油與這所大學有所連結，將有助於殼牌石油形塑環保形象，進一步轉移焦點，遺忘他們在世界其他角落製造的污染。「這是錯誤的訊息你知道嗎？人們會因為學校和殼牌石油的連結，而產生一種『噢也許殼牌石油可能也沒那麼糟』的想法。」Minke瞇起雙眼說。除了抗議活動以外，「化石自由－瓦赫寧恩」也積極向校方進行遊說。像是他們遊說學校與那些較為永續的銀行合作，避開涉及毀林、高污染與高耗能產業投資的銀行。他們也研究學校各單位的飛行里程數，到達的目的地、所需時間，測繪歐洲的地上交通網絡，提供師生除了搭乘飛機以外的選擇。儘管有著立意良善的專案，人力卻始終是這類環境組織的隱憂，包含Minke，只有五個學生在維持「化石自由－瓦赫寧恩」的運作，當被問及人力問題時，Minke指出環境運動本質上的困境：「把遙遠的環境議題和自己做連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，在行動的當下，你沒辦法看到立即的解決方案，就像你做一個抗議遊行，你不會馬上看到明天有什麼正向的改變。」 另外一種科學的聲音行動主義者凝視著未來，揉合對社會的關懷，開展出一系列掀起社會漣漪的行動，在這看不見盡頭的拉鋸戰中，只有蜇伏的一方能獲得勝利。用科學與技術解決環境問題，一直是瓦赫寧恩大學創校以來的主軸，他們致力於創新科技、普及相關知識，造福了許多人，然而，這樣的單一主軸卻引來不少的批評聲浪。已經待在瓦赫寧恩超過11年的Patricia，曾經擔任學生團體「農民組織（Boerengroep）」的幹部，她回憶起2012年當時瓦赫寧恩校長的一番言論，演講中定調大學以科技解決農業問題的主線，許多教授與學生起身反對，Patricia與一些夥伴在校園號召抗議遊行。「我覺得，瓦赫寧恩大學不應該只有單一一種聲音，這是一個擁有許多教授和不同族群的校園，他們作為擁有豐富知識的個人，應該擁有更多發聲的權利，讓各種不同的多元聲音能出來。」Patricia說，「農民組織」當時成立的原因，就是要讓學校聽見在地農民的聲音，嘗試把各種農法，例如有機農業、樸門設計等的存在也納入考量和探索之中，農民組織舉辦工作坊、在地探訪與農夫市集，串聯研究與實務，讓任何一方都能在這想望的地圖上畫上一筆。有關於瓦赫寧恩大學被評選為全球最「綠」的大學，Patricia肯定瓦赫寧恩在永續議題上做的努力，但她也強調立於排名頂端的責任：「瓦赫寧恩做了非常多事情，這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在這個永續排名的最頂端，但就是因為位在最頂端，當你看到自然生態的崩解、世界正朝著壞的方向走，你更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，讓自己維持在這個頂端的位置，而不是就覺得自己已經做的很足夠了。」至於如何做的更多？Patricia舉了循環農業（Circular farming）的例子，循環農業起先是由農民組織開始在校園推廣的，後來由於各種觀念上的轉換，學校也開始重視循環農業的相關發展，典範轉移了，從側重農業生產量，遞移到資源的循環利用。「你可以說我們是科學式的行動主義者（Scientific activism），我們邀請講者和舉辦工作坊，成立循環農業的交流平台。其實我還問了學校的人，我們可以一起做這件事嗎？他們說當然沒問題。我們都在幫忙這個典範移轉的過程。」看似總是站在當權者彼端的行動主義者，在這些理念拉扯中，若是雙方剛好走到了同一條路上，就能走得更快更遠了。 浪漫的未來藍圖––誰的責任？校園中不同的行動主義者分進合擊，以抗議、遊說、號召、合作等樣貌呈現。5月17日，這場氣候遊行像是一處寬廣的港灣，人群匯流於此，夾帶各自的思緒。當天約有100多人參與這場遊行，以瓦赫寧恩大學約1萬多人的學生人數來說，並不算多，即使是在這所學生普遍擁有環境意識的大學，對於投身氣候行動，背後仍有千絲萬縷的緣由左右著投身與否。為什麼人們不想加入行動主義者的行列？或許與行動主義者缺乏擘劃藍圖有關。Malik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，但他提出辯駁，他認為為未來提出全面的替代方案不是他們的責任。「我們不想要提出一個被浪漫化的未來藍圖，少數人不能替多數人決定未來。」然而，Malik也知道這是有爭議的，他承認人們會因為缺少清晰的未來圖像，而選擇不與行動主義者站在一起。在訪談的尾聲，Minke談到了她看見這場氣候遊行的獨特性：「瓦赫寧恩有好多年輕人，他們多少都在讀和永續相關的學科，這是非常有潛力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的族群！」氣候遊行那天，Minke扛著反抗滅絕的旗幟，她嬌小的身軀遊走在人群裡，熱情地招呼別人。